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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邦|在历史与哲学之间:朱迪丝?施克莱的历史方法论

来源:百度新闻门户 作者:dede58.com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8-19
摘要:乍看之下,朱迪丝·施克莱和汉娜·阿伦特在历史背景和研究兴趣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二人都是二十世纪犹太流亡思想家,都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大屠杀和冷战。在学术上,她们都把情感视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阿伦特而言,极权主义恐怖(terror)
乍看之下,朱迪丝·施克莱和汉娜·阿伦特在历史背景和研究兴趣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二人都是二十世纪犹太流亡思想家,都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大屠杀和冷战。在学术上,她们都把情感视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阿伦特而言,极权主义恐怖(terror)是一种崭新的统治方式;对施克莱而言,日常生活中的恐惧(fear)是自由主义者需要面对的首要议题。我们可以说阿伦特和施克莱都是“有历史感”的政治理论家。这种历史感体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她们都尝试为深陷在二十世纪历史的种种暴行中的现代人寻找一条出路;第二,她们的研究都处在历史与哲学的中间地带。她们的政治理论,较之政治哲学而言要更落地、更具象,但较之历史著作而言又更分析、更有规范性。这些相似性却并没有让施克莱赞同阿伦特的历史方法论。相反,她对阿伦特的史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本文试图从施克莱对阿伦特的批评出发,重构施克莱的历史方法论。本文是《“采集历史的珍珠”:汉娜?阿伦特的历史方法论》一文的下篇。

朱迪丝·施克莱
施克莱对阿伦特的历史方法论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她称阿伦特的史观为“纪念式历史”(monumental history)(Shklar, 1998e: 353)。在她看来,纪念式历史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拣选符合叙事者意图的历史事件来给读者们上一课。纪念式的史学家不太在乎自己的陈述是不是有史料为依靠,不太在乎是不是尽可能地保持了历史叙事的准确性,他们更在乎教会读者们如何赞颂、如何谴责。就算历史叙事出了问题,纪念式史学家也不会深究,只要想传达的道德内涵到位了就可以了。她因此批评阿伦特的政治理论是“由文字游戏、文本关联和一点点诗意形成的充满激情的思考”(Shklar, 1998f: 365)。施克莱认为阿伦特的历史方法最终会形成历史神话。她拒绝走这条道路,表示“政治哲学和历史……既不是诗学也不是神话学,尽管诗和神话有时候会被用在这里”(Shklar, 1998e: 360)。
但同时,历史或者说“过去”在施克莱的政治理论中也有很重要的位置。施克莱的政治理论通常被概括为“现实主义的”、“反乌托邦的”,这种概括来源于两点。第一,施克莱清醒地认识到,宏大叙事的、乌托邦式的政治理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第二,她努力地尝试把政治理论和日常生活的经验结合得更紧密。她认为当代自由主义者的首要任务不是去打宏大的意识形态战争,而是去理解日常政治里的反复出现的寻常恶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对施克莱的政治理论的重要性体现在历史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设定,更是政治理论家们学习的源泉。历史记录了政治的恶和平民的挣扎,政治理论家要想正确地讨论这些问题,就应该从学习历史开始。下文将分为三个部分来讨论施克莱的历史方法论以及她对阿伦特的不满,这三个部分分别是:(1)历史与民主的关系;(2)历史研究的两个问题;(3)记忆、经验与政治理论的关系。

汉娜·阿伦特
历史与民主的关系
和阿伦特一样 ,施克莱也很重视美国革命以及美国国父们的政治思想。不同的是,施克莱在研究美国革命时并不打算像阿伦特那样寻回某种丢失在历史里的宝藏。借用爱默生的语言,施克莱指出有两股力量塑造了美国革命的政治思想,一股是希望之党(party of hope),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潘恩和托马斯·杰斐逊;一股是记忆之党(party of memory),代表人物是约翰·亚当斯和詹姆斯·麦迪逊(Shklar, 1998b: 96)。尽管施克莱认为自己是记忆之党的一员(Shklar, 1998a: 8),她并不否认希望之党在美国革命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起草《独立宣言》和宪法里的作用。希望之党认为,历史传统和民主革命是两股互斥的理论。历史研究预设的前提是过去的成就和错误对于今日的生活有某种指导意义。但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反历史的意涵:民主意味着只有当下活着并在场的人才能做政治决定,只有他们才能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来投票(Shklar, 1998c: 120)。因此施克莱认为,像阿伦特那样想把历史和革命结合到一起是注定不会成功的,因为就算是看起来最成功的美国革命的例子,实际上也存在历史与民主革命之间的矛盾。阿伦特认为弥足珍贵的“欧洲的过去”,在美国革命的希望之党眼里不过是一些应该被自愿抛弃的东西。民主意味着从头开始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因此希望之党不能从欧洲的传统里学到任何东西,因为美国与欧洲的不同恰恰在于美国没有历史传统这个包袱。这种论调通常被解读成美国例外论,但在施克莱眼里,这种论调体现的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民主的精神。国父们的遗产,包括《独立宣言》和宪法,不应该被当做一种在变迁的社会里维持恒定不变的权威文本,而是应该被理解成民主精神的体现。这里的民主精神,指的是一种勇敢地背负起时代的责任,去创造属于当代人的社会制度的精神。施克莱认为宪法开头的三个单词——“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最能反映这种精神,因为这三个单词把美国国父们放在了一个“离所有的经典传统都无比遥远”的位置上(Shklar, 1998h: 160)。因此,阿伦特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很成问题。施克莱说,
“他们(注:美国国父们)的权威并不像阿伦特总结的那样来自于罗马式的祖先崇拜。罗马人本身既有等级制度,又因为建国这一行为而受到尊重,这使得他们的传统能把他们的后代捆绑在一起……想通过原意理论(theory of original intent)来重塑一种罗马式的权威意识,这种做法实际上根本就不传统,它和前人们的精神与愿景背道而驰,这本身就很矛盾。”(Shklar, 1998i: 176)
但欧洲的传统对于国父们建设民主制度没有帮助这件事,并不意味着今日的民主制度没有任何传统。革命之后的美国民主制,通过数百年时间积累了自己的历史,在这段历史里,历史与民主之间的矛盾似乎得到了一定的调和。一方面,历史写作总是带有教育大众的意味,史学家们因此也都是潜在的老师。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民主社会里,历史“也许可以教会人们如何获得在流变的社会里生活发展所必须的态度”(Shklar, 1998c: 122)。换句话说,民主制度需要公民有民主的性格特征,而公民可以通过与历史对话来学习这些性格特征。另一方面,施克莱也清醒地意识到,政治记忆总是扭曲的、被操纵的。在一篇对奥威尔的《1984》的评论中她说,“语言和传统的主人显然是历史记忆的主宰者……奥威尔知道,历史不是原始的经验。它的可信度依赖于权威,我们相信历史时所依赖的证据规则也依赖于权威”(Shklar, 1998d: 346)。这样看来,民主社会里的公民就有一种责任:他们需要主动地捍卫他们的政治记忆。因此,尽管民主和历史之间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似乎也可以在美国民主的语境里得到调和:历史能教会公民如何获取必要的民主性格来保障民主制度,而公民则可以运用这些性格特征来捍卫民主历史,使民主制度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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